广州仲裁委员会伦敦庭审中心首案圆满完成审理

2025年10月24日，广州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广仲”）伦敦庭审中心首次开庭审理案件并顺利审结。随着首席仲裁员宣布庭审结束，标志着广仲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实质性一步。

本案为一起涉外金融纠纷，涉及香港与英国两地当事人及相关财产，具有鲜明的国际性特征。仲裁庭由来自中国、马来西亚和英国的三仲裁员组成，庭审在伦敦进行，而仲裁地则设定于广州。这种跨法域、跨文化的审理模式，展现了广仲处理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能力与制度灵活性。

本案的顺利审结，是广仲持续深化国际化、专业化建设的生动实践。近年来，广仲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号召，落实广东省打造“三个一流、一个平台”的目标，以提升公信力为核心，勇于创新，致力于建设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。

此次以伦敦为支点成功审理案件，不仅积累了在普通法系地区开展仲裁业务的宝贵经验，也为广仲进一步面向欧洲大陆拓展服务网络、提升国际影响力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
贸仲温哥华研讨会成功举办，深化中加仲裁交流

2025年11月20日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贸仲）与温哥华海事仲裁员协会在加拿大温哥华联合举办“国际商事仲裁最新热点问题——聚焦加拿大与中国的实践”研讨会。活动由贸仲北美仲裁中心承办，获多家当地商会支持，吸引了中加法律、学术及企业界百余名代表参与。

研讨会上，双方代表致欢迎辞。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指出，随着中加经贸合作深化，跨境争议解决需求增长，贸仲通过规则创新、国际化布局等多方面持续提升服务，并积极拓展区域合作。他同时介绍了贸仲裁决在加拿大的良好执行情况。

此次会议为两国仲裁界提供了专业交流平台，加深了加方对中国仲裁实践的理解。访问期间，贸仲代表团还走访了当地律师事务所进行座谈，进一步促进了专业交流与国际合作。

韩国政府在ICSID仲裁撤销程序中获全面胜诉

2025年11月18日，韩国政府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（ICSID）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中获得全面胜诉，原需承担的2.165亿美元赔偿金及利息的全部支付义务随之免除。

该争端源于美国私募基金“孤星”于2003年收购韩国外换银行，并于2012年出售。孤星主张在出售过程中因韩国政府干预受损，遂提起仲裁。ICSID仲裁庭于2022年裁定韩国政府需支付赔偿。

在此次撤销程序中，委员会认定原裁决存在严重程序违规。其指出，原仲裁庭将孤星与第三方在国际商会（ICC）的仲裁裁决作为关键证据，而韩国政府未参与该程序，这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。委员会据此撤销了原赔偿裁决，并裁定孤星需向韩国政府偿付约73亿韩元的程序费用。

韩国司法部表示，此案是韩国史上最受关注的投资者-国家争端之一，已持续13年。孤星方面对决定表示失望，称将考虑请求将此案提交新的仲裁庭。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：签名非本人签署，构成伪造证据和没有仲裁，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

法律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

第五十八条

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:

（一）没有仲裁协议的；

（二）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；

（三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；

（四）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；

（五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；

（六）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，徇私舞弊，枉法裁决行为的。

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裁定撤销。

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裁定撤销。

案情简介：

2011年8月1日，江某与宋某登记结婚。2021年3月1日，某银行与某甲公司、宋某及列明为保证人的“江某”签订了《小微企业抵押快贷借款担保合同》，某银行随后于同年3月5日发放了贷款。2024年，因贷款发生纠纷，某银行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仲裁庭于2024年7月10日开庭审理后，于8月13日作出裁决，裁定江某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仲裁委员会曾于2024年8月14日向合同约定地址及江某身份证地址邮寄裁决书，但均因“收件人名址有误/不详且电话无法接通”被退回。后因某银行申请强制执行，江某方知悉该裁决，其账户随后被冻结。

2025年3月27日，江某向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，主张合同签名系伪造，其与银行之间并无仲裁协议。为查明事实，法院委托进行了笔迹鉴定。2025年8月28日，鉴定意见确认《借款合同》及其附件中“江某”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写。

法院观点：

法院认为，本案为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，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。

第一，关于仲裁协议的真实性与证据的合法性。 根据《仲裁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，没有仲裁协议，或者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，均应裁定撤销。本案中，经司法鉴定，案涉《借款合同》及其附件中作为保证人“江某”的签名均非本人签署。该《借款合同》是仲裁庭认定江某为保证人并裁决其承担责任的根本依据，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。现该关键证据被证实系伪造，故仲裁裁决中涉及江某承担保证责任的部分，属于“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”之情形。同时，由于江某未签署合同，亦无其他证据表明其与某银行达成了仲裁合意，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仲裁协议。

第二，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期限问题。 法院认为，由于江某的签名不实，其并未在《借款合同》中确认送达地址及联系电话。广州仲裁委员会根据合同地址及江某身份证地址邮寄的裁决书，均因“收件人名址有误/不详且电话无法接通”被退回。因此，不能认定江某已实际收到仲裁裁决书。在此情况下，江某于知悉后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，并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。银行关于申请超期的抗辩不能成立。

最终，法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四项之规定，裁定撤销广州仲裁委员会（2024）穗仲案字第8355号仲裁裁决第三项、第四项中涉及江某承担保证责任及仲裁费的部分。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：基于既判力原则，驳回香港终审败诉方内地起诉福建国企案

案情简介：

2001年，原告方（颜某及其控制的激光公司）就华闽公司、建安公司出售福建华科光电有限公司股权所获6000万美元收益一事，在香港法院提起了诉讼。该香港诉讼程序复杂，审理周期长达23年，直至2023年1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终局判决，仅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请，未支持其关于6000万美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的主张。

2024年，颜某与激光公司转而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，诉请三被告（包括两家香港公司华闽公司、建安公司及标的公司华科光电公司）返还不当得利款项约9.07亿元人民币（即香港诉讼中未获支持的6000万美元收益及利息）。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，认为本案构成重复起诉且内地法院管辖不便。

一审福州中院经审查，认为本案主要连接点在香港，依据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裁定驳回起诉。颜某与激光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

法院观点：

一审法院观点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）：

一审法院主要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八十二条关于“不方便法院”原则的规定。其认为，本案中仅有被告之一华科光电公司的住所地在福州，但诉争的不当得利款项（6000万美元）系股权转让对价，实际由建安公司收取，华科光电公司作为被转让的标的并未获得该利益。因此，福州并非与本案有最密切、最实质联系的法院。鉴于案涉交易发起于港澳、款项支付涉及境外、关键证据及当事人主要在香港，且相关争议已在香港诉讼多年，由香港法院审理更为方便，故裁定驳回起诉。

二审法院观点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）：

二审法院虽维持原裁定，但明确指出一审“处理上并无不当”，并着重从“一事不再理”的实质层面进行了深入论证，否定了本案在内地法院再次审理的必要性。

当事人范围实质重合：二审法院认为，本案原告颜某与激光公司利益高度一致，颜某本人及其控制的多家公司在香港诉讼中被统称为“颜延龄方”(Ngan‘ camp)，已由激光公司代表其主张权利。因此，两地诉讼的当事人主体实质相同。

诉讼标的实质相同：二审法院查明，激光公司在香港诉讼中已提出备位诉请，明确援引内地“不当得利”法律主张返还6000万美元股权转让款，其事实基础与本案完全一致。本案诉请金额的差异，仅是上诉人对同一未获支持诉请进行的金额调整，并未改变诉讼标的。

本案诉请实质上否定香港生效判决：二审法院强调，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已对激光公司关于6000万美元收益的返还请求进行了实体审理并作出未予支持的终局裁判。在内地提起本案诉讼，实质上旨在否定香港法院的生效判决，构成“一事再理”。

二审法院特别指出，香港法院在长达23年的审理中，主动适用内地法律、尊重内地法院的相关前案判决，体现出对内地法律和司法判决的充分尊重。这种“两地法院相向而行”的司法互信，是处理此类跨境纠纷的重要基础。

最终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颜某、激光公司的上诉，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。